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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彻底放开商品住房的价格，同时，政府提高保障性住房的比例，确保大多数的市民能够购买到保障性住房或享受保障性租赁住房，上述难题可能会得到解决。
放开商品住房的价格，可以让地方政府通过高价出让土地获得土地收益，从而确保“土地财政”的可持续。高价出让商品住宅本质上是向有钱人征税，再把这些资金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设，可以起到调节居民财富的作用。
从经济“双循环”的视角看，国内大循环的重要制约因素是国内消费需求不足而储蓄率过高，导致消费占比偏低的主要原因是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，中低收入者消费倾向高，但没有钱消费。而高收入者的消费行为容易受到各种限制，住房的限价政策就属于此类限制政策之列。要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就应该从供给侧改革入手，在允许范围内取消住房的价格限制应该成为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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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松商品住宅价格限制也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要。在国内经济循环中，住宅建设依然扮演着需求的枢纽作用，如果继续对商品住房实施价格限制政策，可能会导致一部分开发企业偷工减料以节约成本，进而对与房地产有关的上下游产业链的技术升级造成影响。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，不仅可以大大提升住房品质，而且可以助推相关产业的转型升级。
让商品住房与保障型住房放开管理，该做法其实是新加坡的住房制度模式的核心内容。而我们当前的住房制度模式更多类似于“香港模式”。换言之，我们应该考虑把住房制度从“香港模式”切换到“新加坡模式”。
当前我国大多数城市的住房供求已经基本平衡，有些城市已经出现供给大于需求的现象，因此，放开商品住房的价格限制不会导致普涨行情出现，但高品质的住房价格可能会上涨，使得不同层次的住房价格差异扩大。完善保障性住房的相关政策，扩大保障房的覆盖面，就可以让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消费不受商品住房价格的影响。
“十四五”规划建议中明确提出要“有效提高保障性住房供给”，在此基础上如果把商品住房的价格彻底放开，就可以完成我国住房制度的再次转轨。深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，可以在住房制度的转轨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。
